中国科普研究

       2019年第十五届中国科技政策与管理学术年会于10月18～20日在江西南昌召开。年会由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主办，南昌大学承办，《科学学研究》、《科研管理》、《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和《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olicy》编辑部协办。会议主题为“科技革命与数字转型：机遇与挑战”，共计27个分论坛，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60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在分论坛20“科学文化建设”上，来自科学文化相关领域的17位专家、学者和学生做了主题报告，加强了不同高校学者及科技工作者之间的交流和对话，融合理论与实践，全方位多角度地呈现了科学文化在不同科学领域的思考。论坛由中国科普研究所郑念研究员与北京大学王一方教授共同主持。科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任林等老师对各位发言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精彩点评。

       本分论坛的报告把聚焦在科学文化中的问题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科学文化的宏观分析；第二类是从医学角度探究医学文化建设；第三类是从宗教和哲学等角度探究科学文化；第四类是结合工作实践，对加强科学文化建设进行了讨论。

       1.科学文化的宏观分析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国策的实施以及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士感到,系统思考和实施科学文化建设已经势在必行。周程教授认为有效地促进本国创新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不仅要通过研究开发生产出一批高质量的科技成果，而且还要通过研究开发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科技人才。政府投给高校的研发经费占比却严重偏低，以致在校学生很少有机会接受严格的科学研究训练。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加大高校的研发经费投入，尽可能将政府给高校的研发经费占比提高到30%以上，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准，从而为高校提升科技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强有力的支撑。郑念研究员对基层科学文化建设进行了系统阐述，认为国内目前虽已开始重视科学知识，但同属科学文化范畴的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等远未得到公众的理解和内化，对科学文化的认识程度还比较肤浅，而科学文化基因对科学发展甚至是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加强科学文化建设。具体路径为，科学文化建设定位要从“圈子文化”走向“社会文化”；建设方式要从“自我发育”转向“主动培育”；建设目标需要从“知识补给”转向“能力提升”；建设视野需要从“自主发展”走向“国际传播”。明确路径之后需要大力提升基层科普能力，促进科学文化建设和发展。王一方教授从科学技术文化的基本形式讲起，阐述了批评的价值与训练、批评生活与批评能力，进而提出当代科学技术的批评版图，进一步阐述医学批评的基本命题，并深度阐述了医学批评的四大哲学范畴和医学思辨的五个价值范畴。杜发春教授介绍了农业科技创新助力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情况，认为科技和人才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连接市场与生产的电商平台在农业科技创新与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以拼多多为案例进行了分析，最后对电商平台与农业科技深入结合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讨论。

       2.医学文化建设

       医学的发展促进了公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医学文化需要深度融合，同时医学也需要公众的理解。夏钊以19世纪末日本的医学学派间的斗争为例对科学学派之间的学术争论和政治斗争进行了讨论。科学学派是科学知识与社会“交叉”的产物，良好地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但是除了相对的社会作用，科学学派也可能产生消极的社会影响。为了防止因学术观点不同而自由争论的科学学派沦落为因立场不同而相互打压的科学派系，不仅要从德道层面约束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而且还要从组织层面防止科学家或科学学派与政治权力过于紧密的结合。曾点以民国时期的报纸资料为依据，考察了时隔十年的两场医史展览会，并试图进行一定分析，从而为现今的医学文化建设提供一个历史案例。张超从颈椎病等常见的慢性病出发，探究了健康管理在信息技术时代的产业化发展。田妍探究了野口英世纯粹培养梅毒螺旋体的失败原因，田研认为野口之所以会遭遇失败，一是因为受制于技术发展，二是由于缺少必要的微生物学知识积累，三是由于野口承受着来自洛克菲勒研究所的科研压力，四是受到野口本人争强好胜性格的驱动。陶思圣以国家空天飞机（NASP）项目为例探究了DARPA失败项目挽救机制研究。陶思圣总结出四点DARPA的挽救机制：第一，基于项目失败原因的影响系数进行优先级排列；第二，基于项目参与方的能力认定进行后续投入设计;第三，基于项目决策者的需求进行目标重新设定：第四，基于项目技术的发展逻辑进行模块重组安排。崔云逸对中国消费级基因检测产品分析结果进行了科学文化层面的讨论，消费级基因检测结果呈现认识论危机，进而出现了人文价值的危机，比如基因歧视，面对这些问题，消费级基因检测结果表达的边界就需要深入探讨，实现医学文化的和谐发展。覃树成探究了中西医学文化对立下的中药安全性问题，国外学者研究发现台湾地区的部分肝癌患者有马兜铃酸诱导基因突变的印记，公众对此产生误读，中药致癌这一安全性问题再度站上风口浪尖。覃树成认为误读的本质原因是中西医学文化对立所致，是成分论和系统论的对立所致。公众科学素养不高对本事件有一定的助燃作用。

       3.科学文化与日常生活

       在公众日常生活中，宗教、哲学等与科学文化建设起着重要作用，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矛盾也凸显出来。施劲成介绍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与宗教，1837年至1901年是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时代，英国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因工业革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传统的宗教和道德系统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威胁。科学在19世纪中叶已经成为英国知识界最高权威。哲学家、神学家和宗教信仰者可能会使用科学理论作为证据支持自己的信仰，甚至可能将信条建立在科学理论之上。此外“斗争理论”（Conflict Thesis）认为科学和宗教处于永恒对抗的状态。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与宗教，对中国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丁洛对“科玄之争”与中国现当代语境下对“科学”的三重理解进行了分析，包括实用科学、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廖新媛从垃圾处理厂选址中的环境分配正义切入，探究了“邻避”（Not-In-My-Back-Yard, NIMBY）现象。随着我国城镇化推进，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城市垃圾处理问题日益突出。包括城市垃圾处理厂在内的“邻避”设施在建设过程中引起巨大争议。廖新媛以环境分配正义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4.加强科学文化建设的实践分析

       科学文化相关的工作实践对科学文化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龙爱民以浙江科技文化示范省为案例，从示范省的提出、发展的必然性以及设想三个方面全面介绍了浙江科技文化建设情况。龙爱民认为浙江在政治上是新时代坐标，在经济上全面向科技创新转型，在文化上从文化大省、文化强省到文化浙江，在科技上也快速发展，未来的浙江会不断推进科技文化繁荣工程、科技文化普惠工程、科技文化引领工程、科技文化融合工程等进一步完善浙江科技文化建设。赵菡认为科学文化的传播离不开完善的基础设施服务体系。中国现代科技馆体系，就是以实体科技馆为龙头和依托，统筹流动科技馆、科普大篷车、农村中学科技馆和数字科技馆的建设，辐射带动其他公共科普服务设施发挥作用，整合各种科普资源和服务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让群众广泛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推动科技馆体系运行机制创新，就是要让科技馆融入到当地的特色文化，扎实推进实体科技馆产业化、特色化，品牌化建设；让流动科技馆扎根基层文化服务；让科普大篷车融入乡村文化；完善数字科技馆建设，打通科技馆科技与文化融合的“最后一公里”。杨家英结合实地调研和相关数据，对应急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分析应急科普现状和科技嵌入科普的主要模式，讨论科普对策。杨家英认为突发事件容易造成公众恐慌、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但日常平静的生活却容易使公众放松警惕，应急科普需要针对突发事件的特征制定对应的对策，实现家庭重视、学校参与、社会支持的科普环境才能更好地提高公众的应急水平。

       弘扬科学精神，要与科学文化建设相结合，建立和完善科学文化教育体系，建设社会化的科学宣传网络，推动科学文化进入社会主流价值构建，同时也需要加强科学文化基础设施建设。